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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康定

2020-06-24

 
      

在康定城外,如果说有谁能把“上康定”三个字说得特顺溜又特理直气壮的,这个人非姑咱人莫属。上康定的“上”字,与其他地方问“上哪儿去啊”的“上”是有所不同的,同样与其他地方回答“上县城去”的“上”也是不大相同的。

因为上康定的“上”,不但包含有其他地方“去&∶rdquo;的意思,更包含着“上”的本义“向上”的意思。姑咱或原老鱼通区,海拔一千三四,康定城,海拔二千六七以上,海拔高度相差一千三百米以上,而实际交通里程只有不足三十公里。所以,这上康定的“上”,不但是名副其实的“上”,而且道路还ⓞ特别陡峭、逼窄、险急。

康定之下六镇十五乡,距离康定有远有近,但要说海拔最低,貌似以姑咱为最。网络百科写着,康定海拔最低点:大渡河,1390米。这个数据,应为姑咱下游5公里处鸳鸯坝外大渡河水面高度,然鸳鸯坝亦属姑咱镇管辖,所❤以,上康定的“向上”之意,亦以姑咱海拔相差为最。

早年,姑咱人要上康定可不容易。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前,姑咱河谷也即整个鱼通河谷,还未通公路,那时上康定要么骑马翻山越岭去康定,其所走之路,便为更早时代延续了上千年的茶马古道;要么沿河而下,去瓦斯沟口搭乘泸定到康定的班车。直到森工单位入驻姑咱河谷沿线时,河谷的公路才慢慢修通,而这条下起瓦斯沟上达丹巴的公路,最终也成了省道211线的一段。那时,就在距离姑咱上游不远的野坝,电视连续剧《康定情歌》编剧、作家高旭帆还在那儿上山下乡当知青,体验一个时代的生活。

二十世纪八六年我到姑咱时,瓦丹路早就修通了,姑咱到康定,每天也有了一趟班车,在那个年代,这种事情亦〇算“大事”,因为它填补了康定交通事业的一项空白。但是,一天一趟班¤车,周一到周五还好,一到周六,上康定的那个挤,不足以言说。当时,我正与老婆谈着恋爱,而老婆家就在康定,所以上不上康定不要紧,但老丈人老丈母总得去见见吧,于是便去车站买票。

车站设在姑咱的上场口,就是时济吊桥的桥头位置。那时姑咱街上的公路,属于碎石公路,碎石的尖总是向着天空的方向,即便脚穿皮鞋走在上面,也×要极为小心才是。先说买票,如果是周三之前去买周六的票,一般来说问题不大;但如果周四去买,就不敢保证还有没有周六的票了。

要特别说明的是,买到周六的票不等于你就能顺利上康定了,上车的时候还有一场战争,那就是拥挤,那种80后90后出生的人绝对相像不到的拥挤。那时的客货运输,可没┊┋有超载一说,本来定员39人的班车,可以卖到60人甚至上百人,虽然车票也有坐票与站票之分,但事实上当两三名剽悍的老乡坐到你的位置上,再加上你的身前身后已经挤得绑紧之时,你还能很有礼貌地实现坐上本该属你的座位的理想么?等你与老乡把道理讲通,班车差不多已经快要到康定了。

上了车,◣这还算好的。我与妻子,┙就有一次没挤赢别人,最后只得找运输公司退票。好在车站对于退票一事,也很理解,甚至没收什么手续费,毕竟车厢已经挤不下了,错不在乘客。记得著名诗人冉仲景有次去了关外回康定,也遇到类似情况,上了车后,发现自己的位置被比他更剽悍的汉子坐着,而汉子腰上还别着长长的刀,于是,冉仲景只得委屈地把坐票变为站票,从关外站回了康定。那个站,可不是成都平原县与县之间的半小时或一小时,而是整整一天。记得,当冉仲景说起这次经历时,我与他深深地干了一杯。说起往事都是泪啊!

那时的交通状态真的如此落后么?答案也不尽然。那时是计划经济,各单位都配有车辆,像卫校这样的单位,不但有小车,还有货车与客车。只是,小车只为领导出动,而客车则只为接送实习生出动,至于周末送教师或学生上康定?貌似不在计划之内。当然,在那个年代,我也是坐过几次公车的,记得首次乘坐公车是去州人事局办入职手续,单位有车上康定,人事干部顺便把我叫上一起上康定,毕竟,当时学校为了照顾我等到三州的毕业生,其人事档案是交给学生本人的,因此这入职手续,貌似得自己亲自去办。那次是我刚到姑咱不足半月,对康定还不太了解,因此上康定时兴冲冲地找了一件还算洗得干净的白衬衣,很时尚地穿在身上就上了康定,结果中午后康定起风,让我第一次领略到了康定七月的凉爽。

后来坐过几次公车上康定,皆是代表学校参加州直机关组织的各类竞赛,是时,还与州直属机关党委、团委一群年轻干部建立起了初级友谊。最近一次坐公车上康定,大约是一五年,州卫生局举办直属单位庆祝或纪念神马的诗歌朗诵会,学校推荐我去当评委。结果,评委当完后,便没了下文。单位带车的领导说他下午还要在康定开会,于是,我只得买车票回姑咱。好在一五年的出行已经非常方便,只要你不在乎钱,随手招一辆出租车,就可把你送到姑咱你指定的任何地≥方。至于那张二十块钱的班车票,我最后也没找单位报账。为了二十块钱,要找几个领导签字,๑·ิ.·ั๑还要填写各类单子,以其有那个时间,还不如好好看几页书。

所以,我在那个年代上康定,除非万不得已,便再也不去挤那个周六的班车了,而是利用寒暑假上康定,这样,便』没人与自己挤了。只是,这样艰苦的情形并没坚持几年,姑咱上康定的交通状态便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当政策允许私人经营客运,当私家车开上公路时,只要通路的地方,就不愁没有车。

但是,我的上康定,貌似才开始。

我上康定,除了公干外,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找文朋诗友唱酒聊天打屁。而我一介平民,公干几等于无,所以每次我上康定回姑咱后,熟悉的同事总会问起:“又上康定找你们那帮狐朋狗友去了?”“是啊!”我的回答是一定肯定再加坚定,语气中充满着唯有我自己才能感受到的骄傲气息。当然,这种气息其实是文学青年内心孤独而寂寞的掩饰。

至于狐朋狗友一词,倒不算是我的杜撰。那时,姑咱各大学校的教师们,对我们那群文人的感观并不太好,当然这种情况也没人特别去纠正。谁让这些年轻的作家诗人们颇为特立独行呢?

上康定Φ找文朋诗友之事,大约发生在20世纪八九年,具体哪年已经不清楚,但可以※肯定是个假期,而且是暑假。在那之前,我已经在《贡嘎山》发表了三次作品,算是找到了组织,又因著名作家意西泽щ仁与青年诗人、《贡嘎山》诗歌编辑列美·平措下姑咱到康定师专举办文学讲座,我被师专八六级中文系学生李若富叫到他们的阶梯教室,一并听了讲座,并与两位文学老师相识。就在那次活动中,列美平措说,你上康定来啊把徐澄泉、冉仲景找着我们一起喝酒。对于一个爱酒的人来说,列美平措】这话我肯定会记下的。

于是,某一天我坐车上了康定。在东关车站下车后,步行去北三巷找《卐贡嘎山》编辑部,结果没见到列美平措,编辑部的人说列美平措那天没来上班。直接去列美平措家里?我虽░然那时也比较中二,但基本的礼貌还是有的,特别是在老师面前更加不敢放肆。所以,我没去列美平措家里找他,而是迈开大步,直接从北三巷去南郊找徐澄泉和冉仲景。

康中与康师两所学校紧挨着,彼此还有小门相通。我到了康中找徐澄泉,传达室的人给我指了徐澄泉的住处,但我并没有找着。于是,我便出康中大门又去康师找冉仲景,┗在热心老师帮助下,很快找着了冉仲景。你谁啊?冉仲景镜片后的目光隐藏着疑问。“我是卫校的,我叫木花!”我说。“哦哦,木花,我知道,我知道。”冉仲景的脸顿时由陌生人变成了朋友。

当然“木花”一词实属杜撰,我只是形容当时的场景而已,而“木花”这一雅号,好像是彼此熟悉后,我与列美平措、徐澄泉、冉仲景一起在东关某个苍蝇馆子喝小酒时↹,徐澄泉给我取的。当然,那次也不只我一人获得了雅号,冉仲景至此亦开始被康定文学圈子称之为“冉皮”。现在,徐澄泉是犍为文联主席,冉仲景亦回酉阳当了文联主席,从康中、康师的普通老师,挤入了文艺编制并成长为领导阶级,亦算是修成了正果。

那个年代,人都比较单纯,社会上也没后来那么多骗子。而文人骚客更是一片赤子情怀。冉仲景听我自我介绍后,并未向我要身份证、单位证明或名片什么,就那么简单地相信了我,想起来真让人特别感动,也特别让人骄傲,自己竟然是文学青年,竟然有幸认识冉仲景,这个情节,或许能让我骄傲一生。新世纪的人,看到这个情◤节以及本人的感慨,可能不以为然,但只要去图书馆翻翻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旧报刊上的征婚广告就会明白,“本人爱好文学”是绝大多数男青年征婚时的必写项,尽管他那爱好文学极可能只是读过《三国演义》、《水浒传》罢了。

在康师见到冉仲景,亦算是加入了组织,让我悬着的心顿时大定。是时,冉仲景立马带ↆ我去找徐澄泉,他们是朋友又是邻居,非常熟悉,一去就找着徐澄泉了;找着徐澄泉后互相介绍一番,然后就是三人一起步行进城去找列美平措喝酒。

这个,便是我在康定最初的文学圈子。后来,认识的朋友愈来愈多,圈子愈来愈大,计有达真、杨国平、窦零、贺安宁、紫夫、杨丹叔、李东辉、尹向东、陈光文、赵克彬,女作家女诗人桑丹、梅萨、何姨妈、斗笠等,也是在那前后两年,在姑咱还结识了一批作家诗人蒋秀英、维央、秦晋、李云和、龙昌修、程和高、薛洪武、蒋道文、唐明朝、李江、陈思俊、李扬舟等。此外,※通过这个圈子和文学笔会还结识了当时身居关外的作家格绒追美、阿措、孙浩东、钱雅等人。两千年以后,又一批新的生力军加入了这个圈子,仅与我有直接交往的就有雍措、王朝书、张永才、马建华、傲昂嘉措、邹河旺等。我不是在这里排名单分亲疏远近,还有一些实力作家,在康定或笔会上结识,但因为其工作地点并不在康定或姑咱,所以不在此文中记录。

所谓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上面的这些文朋诗友,一批人工作调动去了二郎山以东,一批人退休后离开了康定与姑咱。其中有几人去了天堂,他们先去天堂,或许可以给我们后去的人打探消息拉拉关系,再过一些时日,我们也是要去的;现在还滞留在康定与姑咱的文友,相聚时常常想起那些已经离开我们的人。

特别值得一提,这个圈子还有泸定的高旭帆及杨仕强。从学识与年龄看,高杨都是老师,也即师字辈。几年前众文朋诗友一起去泸定时,杨老师经常鼎力接待,此前杨∪老师做州广播电台台长时,对我亦多有照顾。至于高旭帆老师,后来我去成都时,还►在一起吃过一顿饭,地点是在红照壁省政协食堂。本来我是发起人我做东,但高老师坚决要做东,高老师说,美书你刚到成都,才开始创业,等你以后发达了再回请我吧。是时,我颇为感动,亦记住了高老师的话。只是,直到今天我也不见发达,再见高老师面时虽然不怕请客,但怕是要脸红流汗的。

特别需要解释的是何姨妈。何姨妈姓何名小玉,笔名毛桃,是很有小资情调和生活品位的美女作家,其散文随笔在康巴作家群里别具一格。时在姑咱开笔会,我与其套近乎,说我爱人也姓何,ⓥ你也姓何,站在我女儿的角度,我可以叫你何姨妈呢。谁知我这话一出来便炸了锅,无数的骚客都想来当我的“姨爹”,就连冉仲景那么老实的人,好像也争了个&ldqu⿲o;五姨爹”的名分。只是,这些争当“姨爹”的人一个比一个财迷,时至今日,没见哪人送个红包给我。

上康定的“上”,并不只是“去”和“向上”两层ㄨ含义,实际上它还含有“上到”或者是“上爬”的意思。这个上康定的上,是“人往高处走”的上,一个人通过自己的努力,离开了姑咱河谷,而最终“上到”了康定,也即“去了”康定。这里多一个“了”字,表示其人与姑咱或鱼通河谷已经“了断”,此后虽然也回姑咱,但那不是“回&rdquoГ;,而是“下”,下姑咱了。如果你不知其已▲经调至康定城,而是顺口问“回姑咱啊”,说不定他会较真地纠正你,“呵呵,我下姑咱。”

我无意批评这种上康定的人,甚至我很羡慕他们。即便上了康定而较真于“回姑咱”与“下姑咱”之区别的人,我亦不会反感。因为人与人不同,上康定,对那些决定上康定的人来说是生活的必须,甚至是他们人生的宿命。

这种上康定的上,自然也包括从关外各地调入康定的情形。按理说,关外的海拔大多更高,而康定海拔更低,他们的上康定,纯从地理学的角度看应该叫“下康定”,但他们不会这样说,事实上中国也没有这样的习惯。哪怕是北京人来四川,也不会说是“下四川”而是“上四川”。在“上”与“下”的较量中,中国人特别喜欢上,因为这个字充满着积极而正面的意义,用今天的话说,充满着正能量。曾经有句非常鼓劲的话,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这个“上”亦属于“向上”。

更重要的是,“上”这个字在中国更有着特别的意义,因为“上”意味着&l⊙dquo;升”,合起来是“上升”,对于随时把升官发财挂在嘴上的中国人来说,这两个字实在是太吉祥了。至于它的反义词“下”,无论怎样看或怎样读,都是不够吉利吉祥的,下,是下课么?下台么?在⿵民间,“下”其实也含有“生&rdquΔo;的意思,譬如你家母猪下了几个崽啊?但人们说起这事儿时,还是喜欢用“生”,生了一窝崽,生了七个崽等。在这里,这个“生”其实也是直通“升”与“上”的。

行文至此大约明白了,上康定的“向上”之意,既指空间海拔的“向上”,亦指人生、位置、财富、成就的“向上”。从后一个意义理解,我感觉到上康定既是人之必然,又是时之“大势”。

这个“大势&rdqu▉o;就是进城。我们生活的这些年,与其说国家在搞建设,还不如说国家在搞城市建设,城市愈来愈适合人居,适合发展,而农村及乡镇的建设总是十分滞后。这个滞后不能用“落后五年”或“落后十年”这种时间维度来表示,如果没有高速、跨越式发展,就意味着农村及乡镇将永远落后于城市,并不是说五年或十年后就≦赶上了城市。因为乡镇在发展,城市更在发展。而对于甘孜州来说,康定无疑就是发展最快的城市,亦是甘孜州最大的城市。

人们为什么会选择城市,或选择更大的城市?因为城市拥有着乡村没有的待遇与福利。因为最好的学校最好的医院最好的人居环境等总是在大中城市里,此外,城市还有图书馆、博物馆、艺术馆、电影院、游乐园、公园、超市等。这些城市设施,如果把其看成是享受,那亦是人生更高级的享受;然而这些城市设施,譬如中小学、图书馆、博物馆、艺术馆等还是个人成长与发展的条件,在个人智商与主观努力相当ν的情况∞下,外在的成长条件往往是一个人是否能够站得更高走得更远的关键。

人们为什么会选择城市?上面的说法偏于正规,有些呆板。真正可靠的说法就是城市人多,人多意味着帅哥多,美女多,朋友多,机会多。特别是最后的机会多,估计曾经在县上呆过又在大城市呆过的人会有深切的感受。譬如为官,你在一个县内,想从普通的办事员、科员到副主任科员等,差不多就要五年到十年时间,如果想要成为主任科员,可能时间更长;而想成为拥有实职行政权力的副局长、局长,就未必是熬时间能熬到的,副局长之位运气来了还有可能,但正局长的位置,可不是运气就能决定的。但是,你在县上一辈子也混不到的位置,在省城机关里的同学,可能毕业满一年就是副主任科员,三五年就是科长,七八年就是副处和处长了。哪天,处长的领导说,木花,你愿不愿意去基层或老少边穷地区锻炼一下啊?这就表示,你ъ极有可能成为县长这|︴()〔〕类真正的父母官了。

譬如你是商人,如果你就在县城经商,最大的可能不过是一县首富,想要成一市首富,就得去市里发展了;而在省会以上城市经商,说不定你已经是上市公司老板。当然,生活在大城市与小地方的๑不同,还有很多,人们自可细细品味。

继续上康定。

这些年来,我除了经常“去”康定拜会文朋诗友外,其实也是有机会调康定的。20世纪九十年代初,事业单位调行政机关相对简单,亦有朋友帮我联系,两千年左右,甚至有可能去报∨社等媒体。但我在这样的机会面前,却多优柔寡断,总是在“上”与“不上”ф之间婉转、流连、计算。结果自然是没上成康定。

我就是性格即命运的典型。在没有被“逼上绝路”之前┐,总是自我感觉良好,总是觉得生活游刃有余,年轻时无数个梦想,最后都在各类顾忌中成了时代大潮中翻飞的气泡。即便是爱了一生的文学,在爱她的同时也还想着如何发财,甚至还想着求个一官半职。想法太多的人,做事三天新鲜感的人,人生自然有限。现在回过头看,真还得感谢组织,没给我什么职务和重任,否则,以我跳脱〒的性格怕是会把工作给搞得一团糟的。

也因⊥为如此,我对那些“上康定”意志坚定并颇有成就的人,向来抱有崇敬心理,并在内心里把他们置于“益友”状态。譬如我有个朋友叫杨学斌,就属于这样的“益友”。九零年左右,我与杨学斌结识,那时他还是麦崩乡的“农民”,时年二十一,已是两个孩子的父亲,但那时的杨学斌便滋生了一种叫“读书”的梦想,并在随后短短几年时间,完成了从初中文化程度的“农民”到“大学毕业生”这生最华丽的蜕变!杨学斌所拿文凭,属国家“自考大学”文凭,在各类非全日制大专文凭里,这是最硬扎最说得起话的一种。在一定意义上讲,现为某县检察院检察长的杨学斌亦属于文学圈子里的朋友,因为他写的散文、报告文学等,曾多次在《甘孜日报》发表。

著名民族学专家杨嘉铭先生,亦属于&┚ldquo;上康定”的典型代表。杨嘉铭先生的初始学历也同样不高,但他却将藏族历史文化作为自己研究的目标与对象,在康定师专做教授期间,数十年如一日,长期坚持自学与不辞辛苦的田野调查,足迹遍布康巴大地的山山水水。作为成功的人生范式,杨嘉铭先生不但做到了人生的“自证”,而且还实现了&ldquo※;他证”!他先后曾⿺获得曾宪梓教育基金三等奖、四川省有突出贡献的优秀专家、全国高校文科学报优秀编辑、四川省职工自学成才一等奖等奖励和荣誉称号。只不过,我们很多人都忽略了一个情况,即当杨嘉铭先生把“藏族历史文化研究”作为自己的宏愿时,他的格局已经不是“上康定”,而是在“康定之上”了。
(稿件来源:康巴文苑  欧阳美伟)